"佛法與滅苦"

第一個西方弟子——阿姜蘇美多

一九六九年，巴逢寺有個在東北部上端行腳叫宋邁（Som-mai）的比丘，帶了一位比他高出整個頭的老朋友一起回來。這個乍到的比丘高六尺三寸，金黃的頭髮，一個三角形的鼻子，還有一雙澈藍的眼睛。寺內即使是最自制的比丘，也無法不悄悄地望上他一眼。他的名字叫蘇美多。

十年前的韓戰，兩人穿著滿是縐痕的白色海軍制服第一次相遇。現在，他們又很湊巧的穿著土黃色的僧袍再次碰面。他們是在湄公河岸旁，阿姜蘇美多最近出家的寺院遇上的。兩個人敘述了離別後彼此的際遇。阿姜蘇美多告訴宋邁韓戰後他如何回去伯克萊大學考取亞洲研究的碩士學位，畢業後隨和平軍到婆羅洲當英文教師。之後在曼谷法政大學待了一陣子，在附近的大界寺（Wat Mahadhatu)學習禪修。此時，他那在韓國種下的學佛因緣成熟了——他決定出家。

現在，經過了好幾個月的閉靜禪修，他開始對寺院的生活有些厭倦，覺得自己需要比較全面的修行。而宋邁比丘對巴蓬寺的描述來得正是時候，讓他鼓舞。他的戒師很慈悲的允許他離開。於是，兩個比丘就一路行腳上烏汶。阿姜蘇美多感到“彷彿是被磁鐵吸引了一般”。

這個磁場繼續吸引著他。最後阿姜蘇美多待了十年，期間成為西方僧團聯繫的核心，創建了國際森林寺。隨後到英國南部的奇切斯特，在那裏開始了巴蓬寺九個海外分院的第一間。

有人問隆波，他與西方人是否有什麼特殊的因緣，使到那麼多西方人成為弟子。隆波回答，他對西方的認識止於出家前看過的西部牛仔片。“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小時候有一次和朋友去看一部牛仔片，戲中有個角色是個抽煙的大塊頭，他的個子高大得懾住了我。嘩！怎麼可能有那麼高大的人？那個形象到現在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裏。所以很多西方人到來。要說因緣，這就是因緣。

蘇美多來到時，他就像電影中的牛仔——那麼長的鼻子！我第一眼看到他時，心裏在想，‘這個比丘是個洋人’。我告訴他我曾經在影片裏看過他。

這就是因緣。這是為什麼我有那麼多西洋親朋好友。我甚至不會說英語，可是他們還是來了。我嘗試根據我所知道的法來教導他們。他們不知道泰國風俗習慣，這點並不重要。我不刻意要怎樣，事情自然發生。我只是協助他們——這是關鍵”。

當阿姜蘇美多要求成為弟子時，隆波同意了，但是有個條件——他必須融入泰國比丘僧團，不能期望任何優待。

“在泰國的其他寺院，作為西方比丘意味著我可以得到一切最好的。我可以不必做比丘應該做的工作或者其他雜務：‘嗯，現在我正在禪修，沒有時間掃地。讓其他人去做吧，我是個精進的禪者。’

可是當我抵達巴蓬寺時，人們說：‘他是美國人，不能吃我們的食物。’

隆波說：‘他得學習適應。’

我不喜歡分配到的禪修茅蓬要求換另外一間時，隆波回應：‘不行！’

整個修行的方式是你必須遵守規矩。當我問隆波是否可以不必參與他的開示，因為根本聽不懂。他只是笑著說我必須和其他人行動一致。”

巴蓬寺的道風和阿姜蘇美多所熟悉的其他道場很不一樣。以前住過的寺院，他單獨一人住，在自己的茅蓬經行靜坐，一心專注於禪修。唯一的外在接觸是每天跟老師的小參。有一段時間這種修行模式為他帶來利益，可是不久他開始疑惑，長期的話這樣的生活方式能支撐多久。他覺得他的出家生活缺乏毗尼耶的訓練。

“巴蓬寺強調集體活動，依照規矩一起工作、一起用餐等等。我知道如果要過比丘生活，我需要接受僧伽教育。這是之前我待過的禪修中心所缺乏的。隆波給予的是一個生活環境讓我修行，在寺院的傳統中修習明覺心。我知道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紀律和約束。

對於任何形式的權威，我都有一股極端衝動的抗拒。在海軍的四年裏，更養成對權威與階級的反感。而加州伯克萊大學的那幾年，基本上是我過著自掃門前雪的生活。這是來泰國之前的情形。完全沒有要服從任何人，或生活在任何形式的紀律之下的想法。可是在巴蓬寺，在很多時候都不贊成或喜歡，但沒有任何權力的情況下，我必須依照傳統過活。我對擁護自己的自由和權利有很強的意識，可是對服務別人就沒有什麼概念。當侍者似乎是承認你比較卑下。所以我認為寺院生活對於修習服務和奉獻僧眾有很大的幫助。

吸引著我的是隆波是一個思想那麼自由奔放的人，可是同時卻又持戒那麼精嚴。實在是個令人迷思的矛盾。在加利福尼亞，自由意味著不受限制，做任何你想做的。在我的文化背景裏，道德約束和紀律，所有的這些條規和傳統——你不可以做這個，不可以做那個——聽起來就像是受到惡魔的鎮壓，你被貶得那麼的低下。

所以我對像巴蓬寺規矩那麼嚴峻的寺院第一個反應是壓制感。可是我對隆波的感觀則是他的行為雖然總是在戒律的框架內，但卻是個自由自在的人。不是來自喜歡做什麼，而是內心的自由。在觀察他時，我開始著眼於如何應用毗尼，不是為了壓抑或隔絕自己，而是為了自由。這就像是個機智難題：你要如何遵照約束和出離的規制而又利用它們來達到自由？

我可以看到隆波心沒有極限。通常，執著戒條令你擔心重重失去自信。可是隆波卻容光煥發。很明顯的，他不是那種守著一大堆戒然後憂慮自己是否清淨的人。他是從修行中得到自由的一個活生生的榜樣。”

隆波詢問了阿姜蘇美多的禪修。對於他的方法，隆波只是咕噥一聲表示正確，只要他從中受用，就允許他繼續使用。對此，阿姜蘇美多深為感動，並得到肯定。方法不是重點。很明顯的隆波的教學不限制於某些特定的法門，而是包含一個完整的訓練系統，提供一個環境或條件，只要是正統的修行方法就能得到成果。這正是阿姜蘇美多所需要的。

“你必須追尋和你相應的老師。我之前待過其他地方，但沒有特別契機的。我也沒有說一定要有個老師，我是個相當獨立的人。可是對於隆波，我直覺我們之前有著某種感應相契。巴蓬寺的教學法是把你放在一個環境，在這裏你可以反觀你的行為、異議等。你開始看到在這種環境中自然會生起的意見、觀念、成見、執著。隆波再三強調需要省思事物的本來面目。我覺得這點最受用，如果你像我那麼自我中心和頑固的話，那你就真的需要開放思想。在這方面，我認為隆波的教法就清楚和直接多了。

由於之前已經很抑制，我實在需要某些方法，坦誠和清晰的面對自己，而不是再繼續抑制真正的感覺，強迫這顆心進入更深細的境界。隆波對各別比丘的需求也非常清楚，所以能應病施藥，不會僵硬的用一個法門套在所有的人身上。他覺察到你必須替自己評估需要什麼。我是這樣看他，他也這樣影響我，他就好像是架設一個背景螢幕，播放著我的生命，讓我能夠從中反省。”

盡管阿姜蘇美多欣賞巴蓬寺的教學風格，可是要融入還真不容易。除了顯而易見的語言、文化、氣候、飲食之類讓他飽嘗挫折和艱辛之外，很諷刺性的，他開始對出家律感到疑惑。他是個理想主義者，開始繪製出一幅視野，融通無礙的景象；對日常生活的具體細節覺得不耐煩。在他看來，為了實踐毗尼，就得對雞毛蒜皮的小事吹毛求疵，無端指摘。

“即使是我可以掌握語言，聽毗尼耶的誦念仍然是那麼的煩惱枯燥。你會聽到一個比丘如果袈裟有條裂縫距離摺邊多少寸的話，他就必須在拂曉前縫補好。我不斷在思考，‘這不是我出家的目的’！我陷入這些微細繁瑣的律文中，試著算出我袈裟上的裂縫是否離摺邊有四寸，我是否必須在黎明前把它縫上。那些比丘甚至對敷地坐臥的布——坐衣的邊都爭論不休！

來到日常生活中的瑣事，跟不同性情、煩惱、個性的人，還有某些當時看來沒有我那麼發心的人相處時，令我感沮喪。”

毗尼耶中有制定一些弟子應該如何服侍師長的義務。其中一項是師長托缽回來後替他洗足。在巴蓬寺，隆波托缽回來時，有二三十個出家人等在齋堂的洗足淺池前，急著替他洗腳或抹腳表達敬意。開始時阿姜蘇美多對整件事感到荒謬。每天當那些出家人準備替隆波洗足時，他就冒煙。就是這類儀式使到他和僧團格格不人。他覺得憤怒不滿。

“可是接下來我聆聽自己然後思考，‘這是一種不愉悅的心態。有什麼真的是那麼令人沮喪嗎？他們並沒有強迫我這樣做。一切都沒問題，三十個人去洗一個人的腳並沒有犯錯啊，這又不是不道德的行為，況且他們還蠻享受呢。或許他們喜歡這樣做，嗯，可能這樣做也很好吧。或者我也應該這樣做。’

結果第二天，有三十一個人衝著去洗隆波的腳。一切都沒問題。感覺真好——我裏面討厭的東西熄滅了。”

雖然佛陀把毀謗或稱譽等稱為‘世間法’，可是即使是最發心和厭離的求道者亦難以免離。剛到巴蓬寺的日子，阿姜蘇美多受到諸多的讚歎。在佛教的傳統裏，為了修道自願出離欲樂是受人尊重的善行。阿姜蘇美多為了出家而做出的犧牲激勵了寺內的同修和信眾。離開美國而披上袈裟，他不但放棄了泰國東北部鄉下農民夢寐以求的生活方式，還選擇了全國最嚴峻刻苦的森林道場來修行。

保守的東北部人——他們的安全與福利感主要維繫於保存傳統文化——對於阿姜蘇美多能夠離鄉背井，那麼投入適應新的氣候、語言，還有最難得的——食物，感到敬佩。他們受到他修行的精進與投入振奮。作為唯一的西方人，無論去到哪裏，他都成了隆波之後最受矚目的聚焦點。

另一方面，泰國人似乎天生就適合禪修，修持念住輕易上手。在他們眼中，阿姜蘇美多充滿熱忱，形式上模仿修行，可是以他們的標準來說，他同時又是那麼的笨拙遲鈍，這令他們困擾。不過，這些最多成為他們私下關切的笑料，只是有些調侃倒是含著敵意的害怕、妒嫉和怨恨的。阿姜蘇美多對於這些關注多少有些偏執和享受，同時感到不自然。

“他們會問‘你幾歲了’？我回答‘三十三’。跟著他們會驚訝：‘真的？我們還以為你已經六十多了。’

接下來他們會批評我走路的方式：‘你走路的方式不對。走路時沒有正念。’

我會收下這些僧袋然後放下，不加以重視。

他們會說：‘正確放下你的僧袋。像這樣拿，折好，然後把它放在你身旁。’

我吃飯的方式、走路的方式、講話的方式，一切都成了批評和笑話的對象。可是，某些東西讓我待下來和忍耐過關。我學會如何遵從傳統和戒律——這花了我好幾年的光陰，真的！因為強烈的抗拒感一直存在。不管怎樣，幾年下來，我開始明白毗尼耶中的智慧，我的平等心增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