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與滅苦"

開示佛法

由於阿姜蘇美多的知名度，加上他的泰語越來越熟練，巴蓬寺的信徒很自然的渴望聽他弘法。阿姜蘇美多到這裏四年之後，隆波認為是時候給他一項新的訓練——開示佛法。一個晚上，在探訪另一間寺院時，隆波給阿姜蘇美多一個意外。在沒有預先知會的情況下，隆波要他給予前來歡迎他們的在家人開示佛法。想到要登上法座，對著一大群聽眾，以自己還不是很熟練的語言即席講演佛法，就讓他心裏打退堂鼓。他楞住了，然後很禮貌但堅決地回拒了。可是，基於對隆波的信心，並且了解到這樣做只不過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挑戰，他改變了想法。所以當隆波‘邀請’他在下個齋戒日說法時，他默然答應。

阿姜蘇美多很清楚的知道，隆波認為說法不應該預先計劃如何開示，可是他沒有把握。那時他正好在讀著一本關於佛教宇宙觀的書，把不同的心理狀態對應不同的生命形態來詮釋。於是他為即將帶來的演講作了一些筆記。

齋戒日很快來臨了，阿姜蘇美多也作了一場佛法開示。雖然他會用的詞匯相當少，口齒不流利，不過一切看來還順利。他鬆了一口氣，並且頗為自得。隔天，比丘與在家人們前來向他致意，稱讚他的開示。他內心期望著將會沐浴在老師溫暖的讚歎中。可是當他去隆波的茅舍頂禮時，被倒了一盤冷水，寒到心窩裏頭。以平靜的聲調，隆波說：“再也不要這樣搞了。”

阿姜蘇美多覺悟到，隆波從他的眼中知道他上台前預先思考如何演講，所以雖然那是一場理性、有趣和增長知識的課程，但不是佛法開示。只是思想和聰辨。重點不在於那是一場‘好的演講’。

要養成開示佛法的正確態度，一個比丘還需要有夠厚的臉皮。有一晚，隆波要阿姜蘇美多開示三個小時。一個小時之後，他已絞盡最初的題目，開始扯遠找話題。他稍停頓、重複說過的、然後漫無邊際的自言自語。他可以看到聽眾們厭倦、煩躁、打瞌睡、離席。只剩幾個虔誠的老婦女從頭至尾坐在那兒——閉著雙眼——彷彿是曠野中盤根錯節的老樹。

過後，阿姜蘇美多反省道：“這對我是個珍貴的經驗。我開始領悟到隆波要我做什麼一一觀察這個自我、形象、自尊、主見、抱怨、懶散、不想受關注、對滿足的渴望、對娛樂的追求、對得到肯定的欲望。”

四年來阿姜蘇美多是巴蓬寺唯一的西方比丘，直到一九七一年，兩個美國比丘在這裏度雨安居。其中一個是伯恩斯醫生( Dr．Douglas Burns)，是位在曼谷執業的心理醫生，他打算在這裏度安居時短期出家。另一個是傑·康菲爾( Jack Kornfield)，法名蘇諾( Sunno)。到過緬甸和泰國各處的道場參學，回國後還俗，成為美國內觀運動最有影響力的一位老師。兩個人在巴蓬寺待不久，可是對後來的發展卻都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度過短暫的出家生涯之後，伯恩斯回到曼谷，向任何有興趣出家的西方人介紹他們跟隨隆波生活。第一代到來烏汶的西方弟子中有好幾個就是他介紹過來的。

在隆波座下參學幾個月之中，康菲爾詳盡的紀錄下他所受到的指導。這就是後來一紙風行的《教法片斷》(Fragments of a Teaching and Notes from a Session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再後來，康菲爾在美國日漸出名，他不斷提及隆波，向西方人推介他。當康菲爾與還俗了的保羅·布里特（Paul Breiter，法名法拉般若，Varapanno）合著的《平靜的林湖》（Still Forest Pool）——隆波的法語集——出版之後，西方對隆波也就更加熟悉了。

隆波的攝受力和感動激勵西方弟子的教化能力很快就廣為流傳。不過，如果巴蓬寺因為隆波而成為泰國最出名叢林的話，那麼西方求道者之所以會發長遠心過出家生涯，阿姜蘇美多的存在可算是個決定性的因素。阿姜蘇美多在沒有西方人的陪伴下度過好幾年苦行生活，並且很明顯的從這修行中得到許多受用。他是個榜樣，證明了這是可以做到的事。他是個翻譯員、師兄，而且——雖然他抗拒這個過程——也越來越像個老師。

法拉般若比丘來到巴蓬寺時，隆波剛好外出幾天。他與阿姜蘇美多的相遇對他留下來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森林中寧靜的晚上坐在門廊邊，我覺得這個地方超越了世間的苦和混亂——越南戰爭、美國還有世界各處那些無意義的生活、我從歐洲走到亞洲來，一路上遇到的那些人，他們多麼誠心希望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可是卻一無所獲。在這裏，這個人似乎找到了。看來其他人也完全可能做得到。”

一九七二年，西方僧團人數，包括比丘和沙彌共有六人。隆波決定讓他們去金剛光明洞度雨安居，那個分院距離一百公里以北，坐落在一座陡峭的山上，俯視東北部鄉下平原。性格的衝突引發了痛苦，遠離了隆波教導的指引，令阿姜蘇美多搞到焦頭爛額。

“開始時我對要承擔這個責任感到不滿。從個人角度而言，我最不願意做的事就是與西方僧眾共處——我已經適應了與泰國比丘相處，習慣了這種文化和模式。可是西方僧團的人數不斷增加。伯恩斯醫生和康菲爾一直鼓勵人們前來。

西方僧團在金剛光明洞度過恐怖的安居之後，我開溜了。去東南部的一間寺院過雨季，然後去印度。在印度時我得到一個非常強烈心開意解的體驗。我不斷思念隆波，對他的恩惠深深感激，還有我怎麼可以不告而別。我決定回去服務，很理想化的‘將自己交付給隆波，做任何他要我做的事’。

我們剛在靠近柬埔寨邊界的蕉園建了一間令人畏懼的寺院，沒有人願意去住。我可以去那裏過迦絺那功德衣節，我比那兒所有的樹都還高。所以在印度我決定接過蕉園寺。對自己有浪漫的想法。可是當然，回去時隆波拒絕送我去那裏。到了年杪巴蓬寺住了整大班西方人，隆波要我回去擔任翻譯。

基本上我信任隆波，因為他是那個把我推上我憑一己之力無法達到的境地的人。”